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盛行。自由主义者认为国民财富就是工农业生产的商品的总和，要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发展工业，重视商北贸易，他们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生产、自由经营。

       19世纪中后期，中国重商派人士从各个方面论证商业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中外通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商业社会的到来，商业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驳斥持重本抑末教条的人为“迂拘之士”，是害民之“虎狼”。他们把商业流通尤其是对外贸易当作财富的源泉，他们认为，“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主张中国与西方各国通商，积极进行“商战”（发展民族工商业，与西方列强进行商业竞争），挽回利权。

——摘编自王鑫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刘旭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演进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刘甲鹏《近代中西重商思想及其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