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林庚先生逝世已经三年多了，他那特有的潇洒自如与宽容大度，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林庚先生自幼颖悟，北国的晴空，古都的文化以及家庭的教养，在他的心里埋下了诗的种子。林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已致力于诗歌创作。最初热心于旧体诗词，语言浑成，意境高远。但林先生感到写旧体诗词难以跳出古人的窠臼，后来决定改写新诗。先后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等诗集。林先生写诗先是自由体，后来转向新格律诗。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38年1月，随厦门大学迁至闽西山区长汀，与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这时才把主要精力放到古典文学研究上，并于1946完成《中国文学史》。1947年，林先生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除继续研究古典诗歌和文学史外，还在各报刊上发表新诗和有关新诗创作的文章。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讲坛上才华横溢，名言隽语层出不穷。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宏观认识，结合着对诗句的细密分析，再加上那诗人的风度，吸引着每一个听课的学生。在教学的同时，林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等享誉学术界的著作，直到90高龄，还出版了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诗集《空间的驰想》。

         林庚先生写诗一方面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和现代汉语的新节奏；另一方面则追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诗的写作中来。林先生力求以最自然的语言传达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取得深入浅出明朗不尽的艺术效果。有的诗仿佛脱口而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是何等的透明，又是何等的蕴藉。，有的诗令人如痴如醉，一种少年的精神伴随着完美的节奏呈现在眼前，其新鲜的程度真如旦晚才脱笔砚者。有的诗表现的是现代意识，而诗的形式却又带着鲜明的民族特点。语言是那么浅显，含义却又那么深邃。

         林庚先生首先是诗人，是以诗人为基点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他研究古典诗歌的目的是从中寻求创作的经验，以及诗歌形式发展的规律。他在诗坛上曾经辉煌过，经过岁月的淘洗，他的诗必将重新赢得新一代的读者。

         正是因为他抱着这样的目的，并且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有敏锐的感受力，所以他的学术研究才能独具慧眼，并取得非凡的成就。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林先生长于文学史的总体把握和宏观研究，他的《中国文学简史》高瞻远瞩，荦荦大端，有一种卓然不群的气象。他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考证独辟蹊径，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关于李白的研究，融入了自己的人格。林先生标举“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赞扬创造力，给学术界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林庚先生的过人之处究竟何在？就在于他的诗歌、学问与人格的统一，诗歌魅力、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交融。他为人清高，艺术趣味高雅，学风既严谨又灵活，有一股朴茂纯真的灵气贯注于其诗其学其人之间。林庚先生享年96岁，桃李满天下，直至晚年仍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与活力。诗人的气质，学者的胸襟，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他是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史 、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有了他，这段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才显得完整。

         林庚先生的生命就是一首诗，他的生命之消失也是一首诗。他离去得那么从容，没有痛苦，只有潇洒。如果说有一点遗憾的话，也只是想再看一次月圆，而没有看到。他仿佛是为诗而生的，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而生的。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个境地，那就是青春、理想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