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互联网是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包罗万象，不但有科学知识的海洋，还有无数人类生活的新通道，它成了人们思考和生活的新场所。在那里，人们不但要重新认识世界，还要重新认识自己。

　　莫尔斯电报让电隔空写字，贝尔电话让电为人传话，都比不了多媒体、多通道、多信息量的网络交往方式。互联网瞬时传播声音和图像，不但消除了时空阻隔，还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不同语言背景、地域和国度的人，都可在网络中超越时空地沟通；同时，数不胜数的网络渠道也在满足着人们多种多样的交往需求。

　　对年轻人来说，装在口袋的手机，即使晚上睡觉，也不断开3G、4G网络。数据（保密的除外），再也不用存在自己的U盘和硬盘等物理空间了。我常把写到一半的文章传到邮箱，而且是传给自己，就是为了存储。在路上等车的时候，我用手机打开邮箱，在回复给自己的状态下，写另一部分，然后直接回复给自己。用邮箱和云邮箱，存了数据后，告知他人密码，还能异地传输数据。而倒腾U盘，不仅要实物到达，还可能因此而传递了病毒；

　　所有的便利，都是互联网的无处不在带来的：临睡前，与远方朋友道晚安；早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刷新微博或微信；走到厕所，手机要带到厕所；休闲时光，手机和电脑是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上班的时候，电脑和手机都是最重要的工作工具。

　　互联网中有海量的知识，并且还在不断更新，你需要时刻借助搜索引擎找到——珍藏版图书、卷帙浩繁的资料、各类公开的文献、著名的经典和畅销书，甚至有创新知识的学术论文，几乎都有电子版。在这里，读者变成了搜者，学习也变成了查找。当然，网络并不创造知识，创造知识的是上网的人。但网上无限丰富的知识，改变了人类创造知识的场所和方式。

　　互联网对人们的语言、价值观、行为方式、文化等深层次影响在不断增强。计算机网络技术对整修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产业的组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互联网使得人们有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有用的商品。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通过网络和电子商务，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要的商品。从生产者角度来说，网络的应用养活了企业的监督成本，缩短了生产的决策者和生产人员之间的距离，并使企业管理模式从金字塔型向扁平型转变，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互联网的应用，更有助于政府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通过网络，政府能够及时地了解公民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有利于政府按照公民的要求为公民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网络使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数量逐渐减少，从而有助于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系统和管理系统。网络降低了政府运作的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更加及时，并且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现象。

　　2.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吃饭、睡觉、出行、交友都被互联网化。我们生活的社会“被网络”，成了一种“无网不行”的社会。人们对于在互联网上生产和消费信息乐此不疲，产生极度依赖的心理。统计数据显示，一家微博网站一天发布的信息量，就超过《纽约时报》员工辛勤工作60年信息处理的总量；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一天上传的影像可以连续播放98年；现在，网络上两天积累的信息总和就相当于人类历史留下的全部记忆。而这些信息大多数是碎片化的、毫无用处的。

　　有了互联网，很多人都变懒了，许许多多的人，宁可呆在电脑前消磨时光，也不愿花时间和亲人朋友相聚，这样导致了亲情友情的疏远；冰冷的E-mail取代了那些带着熟悉笔迹的信，信可以永久保留着，E-mail却随时可以删除；许多的人沉迷在虚幻的网络聊天和网络游戏中难以自拔，跟现实生活越离越远。网络也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产生了许多网络诈骗、病毒以及不良信息等危害着社会健康的内容。

　　互联网把人类生活进行了“外包”，一些本该存储在人脑中的信息，转由计算机来保存。互联网将生活中的一切信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使得我们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长此以往，大脑中的某些功能将衰退，互联网最终将使我们变得“浅薄”。

　　互联网信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手机、电视、电脑、公共交通上的车载电视都成为获取信息的渠道，我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如此之多，方法如此简单，以至于我们对信息的关注仅仅停留在表面，浮光掠影式的阅读除了增加一些谈资以外，真正沉淀下来的价值信息少得可怜。人们再也没有耐心读完一篇长篇小说，也无法通过深度的新闻报道对某个事件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

　　互联网媒体过分追逐点击率，不加选择地向用户推荐耸人听闻的所谓爆炸性新闻，以夸张的标题和猎奇性的内容吸引用户点击，忽略了新闻本身具备的社会价值，从而导致人们对新闻的敏感度和辨别力降低，以为只有足够“爆炸”的消息才具备价值，才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头条。与此同时，那些真正具备价值的新闻则被媒体和受众选择性忽略。

　　以前读书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们会选择查字典，现在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网络查字典，还可以查到这个字的用法和例句。以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比如煮鸡蛋应该煮多长时间，会选择向身边的长辈求助，而现在只需要“百度一下”，网络几乎无所不知，这导致我们对其产生依赖，遇到其他任何事，首先想到的都是通过网络寻求帮助。

　　我们不再尝试着通过自己的思考解决问题，而是在网上照搬他人总结好的方法和经验。尽管他人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偶尔也会有不奏效的情况出现，但网络依然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首选，并被视为权威。久而久之，我们都变成了不会思考的动物。

　　3.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由于不会或者不习惯使用网络及移动终端，无法享受网络上的资源和网络给当今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在网络时代，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他们中有老年人、农民工、偏远地区的人，被称为“脱网人群”。

　　“每次给孩子打生活费都要老老实实地取号排队，银行的工作人员和孩子教了好多次怎么使用网上银行，但就是学不会，也不放心在网上汇钱，还是上银行放心，也不会出错。”安徽省合肥市西园新村的赵阿姨已经年近60，虽然家里也添置了电脑，但基本上用来看电视剧。

　　在合肥打工的阜阳刘大叔今年50岁了，谈起网络更多的是气愤，“不会上网导致‘购票难’了，每年过年回家，小年轻们在网上简简单单地就能订到回家的火车票，而我都得大早上爬起来上火车站排队，还经常买不到。改乘长途客车，不仅票价贵还折腾，今年一定得让年轻人教教我，不然太吃亏了。”刘大叔说，因为不会在网上购买火车票，很多像他一样的返乡农民工还是不得不持续数天排长队购票。

　　还有一部分人主动抵触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带来的快节奏生活、繁冗充斥的信息，甘愿脱离网络，享受自己的“慢”生活。

　　“我用的手机还是老款，不是智能手机，平时也就打打电话发发短信。我觉得简简单单挺好，把更多的时间留到现实生活当中，所以我家孩子让我装个微信什么的，我都说算了。”合肥市包河区退休教师刘阿姨说。

　　用智能手机聊天、网购、网上充水电费、上网查信息……对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这也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便利。但对于接受新鲜事物较迟缓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脱网人群来说，这种便利无形中却成了他们的不便。他们的困难和尴尬，我们不应忽视，更不能嘲笑，而应给予理解和重视。把这些人的不便与需求考虑到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化进程中，这才是全社会的进步。

　　4.在一份媒体总结的《2014年网络流行语盘点》中，“不作死就不会死”“有钱，就是任性”“且行且珍惜”“画面太美我不敢看”这些网络流行语赫然上榜。

　　如果说从这些语句中还能大致体会完整的意思，那么有些可能会让你难以理解。“何弃疗”“画美不看”“十动然拒”“累觉不爱”“人艰不拆”……这些打破语法常规而组合在一起的词语，显然并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

　　语言专家任教授指出，在他所关注的网络流行语中，有把一句话压成四个字的形式，有故意写成错别字的形式，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多数语义不够明确，容易造成误解”。

　　“特别是把一句话压成四个字的成语形式，本身构词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显得牵强、生硬、别扭。”任教授说，而更让他担忧的是，这些本来在网络论坛、聊天当中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到现实生活，“打开电视，荧屏上错别字满天飞，不少学生在作文当中频繁使用网络语言，让家长和老师看不懂”。

　　很多网络流行语，将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语随意改变，只重音意而不重词义，存在着将汉语简单化、碎片化、随性化的倾向。

　　“网络流行词，我们要承认它是一种语言现象。”任教授说，“在网络时代，这些词语一定层出不穷，但在使用中，我们要分清可用的领域。比如，在发帖、网络聊天中使用没问题，但在现实的大众传媒以及教学场合，还是要遵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以免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

　　从网络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互联网的传播特性，使得一些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范围被不断放大。也正是因其传播特性，很多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并不强，随着新的网络文化现象的出现，它们就会被新的网络流行语所代替。“比如‘给力’，最早词形见于史书，也符合大众表达习惯，现在已被广泛使用。再比如，网络语言中的‘版主’一词，顾名思义，就是一版之主的意思，主要负责管理网站论坛的某些栏目，是互联网时代的特殊产物，因其形象化被广泛使用。但这个词也被网友写成了‘斑竹’‘斑猪’，在社会文化交流中，显然这两个词会对传播造成误解。”任教授举例说。

　　5.从最早的电话、短信拜年，到微信、微博拜年，几乎每个春节社会上都会流行起一种更加快捷、更加亲密的拜年方式，而去年由微信兴起的网络红包，在新春问候之外又加上了实实在在的现金馈赠，这比简单的问候更加吸引人。

　　特别是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长辈们过年给红包的情景已经难以再现，而网络红包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所以，参与抢红包并不在意能抢到多少，而是看重抢的感觉。

　　对抢红包的人来说，这是一场社交活动，而非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刷存在感，表明自己没有缺席抢红包游戏，没有失语，更表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互联网时代，沟通更便捷，但网上的关系是一种虚拟关系，更脆弱，而通过网络红包，人们可以增强在社群中的存在感与参与感。

　　然而网络红包终究是互联网公司的一种营销推广手段，所以对传统习俗也产生了一些颠覆。过去之所以把钱包在红包里送给亲朋好友，体现的就是一种含蓄——红包体现了关心祝福，而里面的金钱数额一般事后拆封才会得知。但现在像支付宝搞的红包排行榜，把好友收到了多少数额的红包都公布出来，这就与传统习俗有所区别了。而且在排行榜的刺激下，人们可能会展开攀比，“你收到的红包多，那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讨红包提高排名来显示我人缘好”，网络公司自然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如此一来，人们反而被网络红包所裹挟了。

　　在这场红包大战背后，无不是互联网巨头们对用户的争夺。一直以来，在互联网都流行着，一种“草根经济”的说法，这种非官方的叫法也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认可，并且觉得用来形容这，种经济模式非常形象。

　　据某机构统计，全国的草根人数有大约5亿之多，比起那些高帅富，挤着地铁或公交上下班、吃着方便面或是路边摊的草根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而这些互联网企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聚少成多，薄利多销，甚至流传着一句“得草根者得天下”的名言，可见大众消费的力量。

　　这其实也是互联网与大众的同构。当一个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无碍地生活，“草根”们变身为“宅男”“宅女”，就离不开网络了。而所有这些，是互联网所造成的“个体主义”盛行的局面。有专家指出，这对中国传统注重整体主义的文化带来了根本性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结构。就像人们乐于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抢红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就是中国的“小圈子社会”。

　　6.在互联网上，人们快速而轻易就能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亮出自己的观点，参与社会监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意越来越成为社会各届人士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社会管理只能朝着更加透明、更加理性、更加合乎人情的方向做出改善。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认知模式发生着改变，然而，过度地局限于纷繁复杂、变动不羁的现世纷争，相应地弱化了深入、整体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人们的认知能力存在着碎片化、浅表化的危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某种担心和忧虑。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改变，然而，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乃至尊重个性的原则，仍然是人们生活方式中最需要弘扬的人文精神，人们还会在互联网高效率的生活方式下寻求丰富多样的具有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法发生着改变，然而，思维规律，亦即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及事物的时空关系，仍然是思维最重要的内在规律，在急剧变化的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思维还是要注意遵循这些内在规律。平等、公开、包容、监督、互动、快速、主动、创意……这些概念正在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现实。而在前互联网时代，凡此种种，曾经显得是那么的不易。为此我们首先要热情地迎接互联网带来的变革和创新，还要以高度的理性不断地升华和完善互联网。人类从来就不缺乏不断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能力。